杨广为什么会成为亡国君？他真的是那么荒淫无道吗

大业三年，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。突厥的回访成为焦点，却不料引出了一场关于荣耀与背叛的纷争。

杨广在突厥的盛情款待中，意外地邂逅了高丽使者。这位使者的到来，如同冷水泼向杨广的自我陶醉，让他陷入了沉思。高丽使者本应出现在朝廷的盛宴上，却出现在突厥的帐篷里，这其中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？

外交大使看出了杨广的疑虑，提议以恐吓为策略。先前的一封恐吓信已经使高阳对隋朝俯首称臣，杨广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。他坚信，高丽也是一个畏惧强权的民族，先祖杨坚的成功经验会再次在他身上重现。

恐吓信的内容直截了当：“若国王立刻前来朝见我，我将给予民可汗般的待遇；否则，我将与启民可汗联手，带兵踏平你们。”接到信的高元，如同其父高阳一样，被吓得脸色惨白。他犹豫再三，最终决定不臣服于隋朝。并非他骨子里的硬气，而是恐惧。他害怕隋军的侵略，更害怕赴朝后永无归期。于是，他决定在高丽苟延残喘，对于杨广的恐吓，他选择了置之不理。

杨广的恐吓信如石沉大海，他震惊之余，召开了一次政治会议，专门针对“东邪”高丽展开激烈讨论。会议上，杨广力主征讨高丽，却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。其中，当年与杨坚并肩作战的“双子星座”中的佼佼者高颎，更是以精准的分析和强大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众多大臣的支持。他认为远征高丽劳师动众，且高丽早有准备，胜负难料。即使胜利，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。

杨广面对反对派的压力，暂时搁置了对高丽的军事行动。但这只是暂时的，他对高丽的征服欲望并未消退，反而更加坚定。他在等待时机，等待一个能够让他实现梦想的机会。

四年后，大业七年，杨广终于开始了他的远征。他亲自坐镇涿郡，命令全国各地的军队集结于此。百万雄兵，怀揣着同一个目标，走到了一起。战争的背后是无数辛劳的百姓。那些修建新都、运河的民工们刚刚获得一丝喘息之机，却又被征召为运粮夫。他们原本期望能拿到应有的报酬，安享晚年，但现实却是残酷的。他们不得不以零薪酬的方式为战争服务，运送粮草。

行路艰难，推车的民工们往往面临生死考验。杨广的非人性管理使得许多民工不得不偷吃粮食以维持生计。这导致了大量的民工逃亡，形成了庞大的流民群体，为盛世隋朝埋下了隐患。

杨广无暇顾及这些逃亡的民工。他的目光紧盯着高丽，决心要踏平这片土地。或许在他眼中，只要征服了高丽，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他采用了陆路和水路并进的方式进攻高丽。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，无数生命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杨广在山东莱州设立了专门的造船厂，工人们昼夜不停地赶制战船，承受着严苛的“监工”监视。他们长时间站在水中，不停地劳作，环境恶劣至极。许多工人的腰部因长期浸泡水中而生了蛆虫，加之劳累过度，患上水痨，死亡人数之多令人触目惊心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船工的死亡率高达50%。

面对这种无休止的劳役和残酷的现实，一些船工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与求生欲望。他们选择自我残害，砍断自己的手脚，以此来逃避繁重的劳役。他们深知，朝廷不可能让身体残缺的人去运粮和造船。这种自残的行为，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却得以保全自己的生命。这些船工甚至将这种自我残害的方式称之为“福手”、“福脚”，寓意着通过牺牲一部分身体来获得生命的延续。

这种自残的现象并非仅仅是船工们的无奈之举，它也揭示了杨广治国理念的隐患。杨广的暴政和残酷的管理方式，使得船厂工人们身处绝境，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以求生存。这种深层次的矛盾与冲突，预示着杨广统治的危机。隐患已经埋下，杨广后来的亡国命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杨广的暴政不仅摧毁了无数船工的生命与健康，也揭示出了统治者的残忍与无情。这一历史悲剧警示后人，暴政之下无生机，只有民不聊生，国家才会走向衰败。船工们的悲惨遭遇与求生智慧，以及杨广的亡国命运，都是历史的深刻教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