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适妓院喝醉酒醉打巡警

在清末民初的北京，社会风气逐渐开放，嫖赌之风日益盛行。这一趋势不仅波及到社会各阶层，包括青年学生和大学教授，甚至波及到了被称为“两院一堂”的精英群体。“两院”指的是参议院和众议院，“一堂”则是当时的北京大学。

当时，就连一些大学教授也沉迷于冶游，这一现象在当时的文献中也有所记载。如周策纵在《五四运动史》中提到的蔡元培的观点，以及辜鸿铭的行为，都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。辜鸿铭喜好狭邪游，甚至在课堂中使用从那里得来的手帕，这一行为虽然引起了学生的嘲笑，但他自己却毫不在意。

辜鸿铭曾向西方人推荐，如果想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，可以先去逛逛八大胡同。林语堂评论说，辜鸿铭的观点没有错，因为那些歌女还能展现出中国女性的传统美。尽管现代大学生可能已经失去了这种纯真，但辜鸿铭本人却身体力行，不仅娶了中国和日本妻子，还时常出入妓院。他提出了著名的“茶壶茶杯论”，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这个理论。尽管他有时会受到别人的调侃，但他总是有自己的理由和哲理来应对。

在那个时代，许多人都有冶游的习惯，包括一些新派人物。如蒋介石和胡适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。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在香港经受考验的经历，并最终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就是好色。而胡适则对充满同情和尊重，尽管他曾多次出入妓院，但后来却积极提倡禁嫖，并致力于推动新道德观念的形成。

当时的社会卫道甚严，对于性学的研究和探讨被视为禁忌。张竞生的《性史》一书以及相关的艺术行为，如刘海粟的公开人体写生、黎锦晖的《毛毛雨》等，都被传统势力视为异类。张竞生因在报纸上发表避孕节育的文章而被诬蔑为“卖春博士”。他的书在出版仅四个月后就被禁止销售，因为担心它对青年造成不良影响。

那个时代的人们在这种复杂的社会风气中挣扎，一方面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，另一方面又受到新思想的冲击。他们的行为反映了这种矛盾和挣扎，也反映了社会变革中的种种挑战和困境。鲁迅先生曾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在25世纪才能实现，这也暗示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的无奈和期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