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奇特贪污手段！清代官吏的灰色收入差距大

《深入解读清代江油县吏工资真相》

闲时翻阅清二十六年版的《江油县志》，发现一份令人惊讶的差距：县官与县吏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，县吏的工资收入之微薄，令人难以置信。

据《江油县志》记载，那时的县级中，被称作官的只有知县、巡检、典史、教谕和训导等寥寥数人。而知县的年俸虽然只有45两，但加上养廉银600两，总计达到645两。相较之下，县吏的日子则过得捉襟见肘。巡检和典史的年俸加上养廉银也只有一百多两，而教谕和训导这两位文教官员，可能因为难以滋生腐败，竟然没有养廉银的额外收入。

县衙之中，除了少数重体力劳动者和技术兵每人年薪8两外，其余63名衙役，占总数82%，每人每年仅有6两。这些衙役包括门卫、警务人员、、法医、服务人员、狱警、邮差、粮食保管和炊事员等九个工种，无论工种性质、技术高低、工龄长短，甚至贡献大小，他们的工资都一视同仁。

在中国内部市场，素有“一米压百价”的说法，物价大多随大米市价的波动而波动。清代某年，苏州府织造李煦曾向皇上奏报米价每石一两三四钱不等。而在川北地区的江油县，米价应在每石1.5两左右。县吏们一年的6两银工资仅能买到4石大米。按照当时的计量，相当于如今江油普通大米2万元人民币左右的价值，也就是说，江油县吏的年工资仅相当于今天的2元人民币，平均每月仅200元。

近几年，江油民政给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人均每月补足210元。由此可见，清代江油县吏的工资甚至比现在的“低保户”还要低一些。这样的收入难以糊口，更无法供养父母妻儿。

面对这样的困境，县太爷们也有自己的折中办法。据一份书面报告显示，差役们在执行公务时，往往会利用“规费”收入来补充薪资不足。这种“规费”没有明文规定，也没有定额标准，是一种按“潜规则”收取的“灰色收入”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阿通知府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，把过去的“差规”公开化、合法化、数字化，制订出《三台县书差规费条规十八则》并刻在石碑上公示于大堂前，体现了办事收费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。这种做法既解决了县吏们的实际困难，也保障了民众的合法权益。在古老的律例“规费条规”中，详细记载了关于诉讼案件的各类费用。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，只要涉及诉讼，都需要支付差役的传唤费用。原告需支付差头饭食辛力钱二千文，而被告则需支付三千文。即便是刑房的送案开单，每案原告需支付纸笔辛力钱八百文，被告则需支付一千文。对于下乡斟验的刑仵，若距离在五十里以内，原、被告还需各给夫马钱及饭食钱。若是更远，则按里程数增加费用，但最多不超过三千文。其他如吏、户、兵、工、盐、仓、礼各房下乡斟查的费用，也与刑房相同。

粗略计算，每一件民、刑案件在各个环节的收费总和至少达到17两银子。在江油县，这样的收费标准被降低，即使如此，每年仅通过办理200件案件，也能收取费用达3两之多。再加上契税、公证、下乡检查等其他收费，估计每年的收入有五六千两之巨。

如此巨额的收入，在《江油县志》中并未记载这些收入纳入省或中央财政预决算。其中三分之一用于办公杂费，剩下的约0两则作为77名衙役的工资补贴。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，一名县吏的国家财政预算内的工资加上县财政补贴，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。

这样的工资水平似乎仍然无法满足一些人的需求。难怪有许多人选择了贪污的道路。如果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，他们又怎能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呢？清朝的这些贪污事件，让我们深感痛心。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，作为旁观者的我们，深感无奈。

这些费用规定反映了古代司法制度的一些特点，也揭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尽管有严格的法律规制，但贪污现象依然存在，令人深思。我们不禁要思考，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公正、公平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应有的待遇，让正义真正降临人间。